■汽車借款 劇璽博(右二)和北川(右一)在杜深忠家拍攝■ 封鏡後,主創人員與送行的村民在“村兒電影社”所在的農家小院前合影■ 熱心村民客串攝影助理,用鐵杴擋光本報記者 薑燕
  一個出身山東農村的著名攝影師,一支平均年齡只有21歲的“零經驗”團隊,一次37找房子3天的駐村拍攝,一部還未上映便已聲名鵲起的紀錄片——《鄉村裡的中國》。
  影片獲第15屆中國電影華表獎紀錄片大獎等八個大獎,看過的人說它:“這是一汽車貸款部為農民說真話的電影。”
  紀錄片里,鏡頭裡展現的山村美景,勾起人們對世外西服桃源般生活的憧憬和嚮往;而農民擲地有聲的話語,顛覆著人們對農村和農民的想象;他們對夢想的追求和展現自我的欲望,又讓人們看到希望。
  照片提供 《鄉威剛隨身碟村裡的中國》攝製組
  命題作文
  2012年春節,著名紀錄片導演、攝影家焦波接下國家電影局一個“命題作文”,要求是找一個村莊,住上一年,拍一部反映農村生活的紀錄片,不能拍成主旋律的宣傳片,但也不能拍得很消極,要有種精神、信念和堅持。
  經過一個多月的考察,焦波選定了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中莊鎮杓峪村,翻過一座山就是他自己的家鄉。
  “第一次去杓峪村,還沒確定下來,第二次再去時,在村裡碰上了杜濱才和杜海龍,這兩個大學生一個會跳街舞,一個說村裡每年春節還辦聯歡會,這引起了我的興趣。”焦波隨即跟著杜海龍回家,見到了後來成為影片主人公的杜深忠以及他的妻子張兆珍。
  杜深忠那年58歲,高中畢業,當過兵,喜愛寫作、書法,拉著二胡想著琵琶,是農村裡少有的對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。焦波每每談起,都很慶幸遇到杜:“我們這個片子如果沒有杜這個人,層次要差很多。”
  張是個沒上過學的農村婦女,曾經看中丈夫有文化,可沒想到丈夫一輩子沒能出人頭地,乾農活不頂勁,還整天花錢買書買本。家裡的蘋果也管得比別人少,“沂源紅”蘋果是當地農民創收的主要來源。
  她用一口山東土話說:“焦老師,俺倆口子打了一輩子仗,你要是拍俺倆,就是一個戰爭片。”一句話,把焦波給逗樂了,這兩口子,有戲。
  2012年2月4日,農曆正月十三,攝製組租下村裡一個小院,住進了村子,在院門上掛了一個牌子“村兒電影社”。
  城市農民
  村裡人帶著奇怪的目光看他們,搞不清楚他們是來乾啥的,有人以為他們是部隊派來拍電影的,有人以為是來搞調查的,還來反映過情況。
  咋讓村民信任他們呢?焦波說:“我骨子裡還是一個農民,雖然我用上了微信,但老婆說我是個‘城市農民’,保存了許多農民的生活習慣。”
  杜深忠對記者說:“焦老師那個人,俺上山他也上山,俺躺地上他也躺地上,俺吃啥他端起來就吃,從來不挑剔。俺都不敢相信,焦老師這個大攝影家,還能跟俺這樣?”
  拉近杜和焦的距離的,是有一次杜家一位本家老人去世,焦波也去拍攝。杜指著一座墳說,這就是俺爹俺娘的墳。“我說,噢,老人在這裡,太不恭敬了。”焦波說,“然後我跪下,給老人磕了幾個頭。” 從那以後,杜深忠對焦波更信任、也更親切了。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說:“紀錄片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。”這一對關係必須是平等的,相互信任和尊重的,才能形成創作上的良性互動。
  春天的時候,杜看見村裡有人“殺”樹(當地人管砍樹叫“殺”樹),他罵“都弄到城裡搞綠化去了,這叫剜大腿上的肉貼到臉上”,結果被妻子一通搶白,說他多管閑事。杜被嗆之後,活也不幹了,和焦波坐下來閑聊,你聊你的過去,我聊我的過去。杜吐露心聲:“焦老師,我告訴你,我20歲時候的夢想,到60歲也沒破滅過。”
  “那句話讓我頓時覺得,這正是我要找的呀,這多難得!”焦波說,那時候已經拍了一個多月,還沒摸著邊,不知道到底要拍什麼,“一個春天都在探索和尋找”。
  沂蒙漢子
  線索暫定未定時,三台攝像機分別蹲守在四個家庭里:杜深忠家、村支書張自恩家、房東張光愛家和杜濱才的父親杜洪發家。張自恩說:“我走到哪,他跟到哪,我一站起來,他就跟上來,有時候都覺得煩。”在他家蹲點的是身兼導演、攝像和剪輯三職的劇璽博,四川傳媒學院大四學生,當時25歲。
  張自恩是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代表,他38歲當村支書,當時已經幹了10年。在片子里,縣裡派來的包村幹部魏自軍給村裡修小廣場,“殺”了村民的樹,村民不找包村幹部,只找張自恩“打仗”,張自恩也只好跟他打,護著包村幹部。為了給村裡找點旅游項目,他搭上自家的雞蛋,到開發商家裡去。村裡有人想把他搞下來,他們來當,還有人查他的賬,一年來把他折騰得不輕,他也罵“到時候我一個一個辦他”。
  焦波理解張自恩,“按張自恩的說法,他對付的是幫刁民,只能該打就打、該罵就罵,他不可能按書本上的方法去做,讓寫理論的人去乾這個活,他乾不了。”
  張自恩有他的苦悶。有一晚,焦波接到張自恩的電話,“他問我在哪,我一聽口氣不對,就問他在哪,他說老婆不在家,喝了點酒,在山上呢,你能不能來一趟。” 焦波立馬帶著機器過去了。見到焦波,張自恩哭了,說:“焦老師,我太煩心了,你看弄點事,群眾不滿意,家裡老婆孩子對我不滿意,領導不滿意,今天又批評我了,我心裡難受。”
  就這麼一個沂蒙漢子,他受不了了,但第二天,該怎麼樣又怎麼樣,又恢復他那樣子了——焦波說,這就是咱基層幹部最真實的狀態。
  人肉換豬肉
  片子里有三個淚點。小範圍放映時,觀眾都是些對煽情的淚點很有抵抗力的人,看到最後都哭了。三個淚點其中之一是杜深忠的女兒小梅出嫁時,杜給女兒2萬元錢。
  小梅讀初一那年,因為70元錢學雜費沒有及時交上,再也不肯去上學,出門打工掙錢供弟弟讀書。杜深忠夫婦一直覺得虧欠這個懂事的女兒。女兒最終找到好的歸宿,結婚前夕,杜東拼西湊給她2萬元,父女倆一番對話,令人唏噓。
  小梅是外出打工者中幸運的代表,不幸的代表是村民張自軍,他在貴州打工時出事,沒能搶救過來,骨灰被運回村裡落葬,幼子披麻戴孝,天真地問:
  “那是俺爸爸的家嗎?
  有人答:“對了,這是你爸爸的家。”
  “門口怎麼這麼小。”
  “不小,這裡頭很寬敞。”
  屋裡,杜深忠帶著怒氣嘆息:
  “咱這些老百姓,咱這些山裡孩子出去打工,真是一個要命的事,實際上農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,都是逼著出去的,出去是一把辛酸淚,打工的情況我知道——簡直就是拿著人肉換豬肉吃。” (下轉A15版)(上接A14版)
  早些年,杜深忠為了給兒女交學費,每到快開學時,就到萊州打一兩個月工,給人剝玉米殼,乾的都是當地人不願意乾的活,掙幾百元錢就回家來。“拼命,我5年就掉13顆牙。”所以,他盼著兒子走出農村,就像他自己當年也渴望走出去一樣,他對兒子說:
  “咱這二畝貧瘠土地不養人,所以說我多麼盼望你走出去,學習期間一定好好努力。”
  “我失敗了一輩子,你別看我一輩子不成功,不成功的教訓比成功的經驗還說明問題。”
  愛恨交織
  春天裡聊天那次,杜深忠聊到興濃時說:“我有句心裡話給你說下,但你把機器關掉,錄音筆關掉,這話上不了臺面。”焦波說“行”,就給關了。
  “杜深忠說,這個說對土地有感情,那個說對土地有感情,我對土地一點感情也沒有。就是沒辦法,無奈。如果有什麼,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計出去上學?”
  焦波又一次震驚。
  “我說,兄弟,你這話太深刻啊。你這話不丟人,我希望你這話在適合的時候說出來,我錄在片子里,我從來沒聽人說過,將來說出來會很震撼。”
  更讓焦波感慨的是,杜在過年時有感而發,順勢表達出來,一氣呵成。每次電影放到這裡,都是全場鼓掌。中國紀錄片之父司徒兆敦說:“哪個編劇能編出來,哪個演員能演下來?那個長鏡頭,看了幾次都鼓掌。”
  “以往都說海軍愛海洋,學生愛課堂,農民愛土地。看到這裡,很多教授說,這句話顛覆了傳統教育中的說法,顛覆得讓人心服口服。”焦波說。
  “現在土地能給予他們什麼,現實他們能得到多少,守著土地得不到什麼,又使人傷心。”影片中杜深忠對土地的情感發人深思。焦波解讀,他對土地是一種既愛又恨的感覺,因為太愛,所以當達不到期望時,他才恨。但當人們傷害土地,把樹“殺”掉往城裡運,破壞山林時,他憤慨地說“完了,子孫後代就完了”。
  “當有人傷害它時,他是堅決不讓的,那份感情有多深?其實他內心非常愛這片土地,比那些喊口號的人都愛,這種感情太複雜了,為什麼就不能在藝術作品里讓人說一句‘我不喜歡’?”焦波由衷感嘆。
  最佳編劇
  有人看了片子,大惑不解地問:“焦老師,你咋能導得這麼好?”
  焦波說:“我從來沒導演過任何一個場景,沒寫過一個字的策劃,沒編過一句臺詞,這些都是真實生活的自然流露。”
  沒有比生活本身更好的編劇了。
  劇中人杜濱才來自單親家庭,這是他初遇焦老師時就說了的。他兩歲時,母親因受不了父親的精神病,選擇離婚,杜濱才由父親一手帶大,長大後卻總對家庭和父親不滿。從學校回家,沒說兩句話就對父親發火。父親杜洪發是個內秀的人,多年來照顧兒子,神情上多了母性的安詳細膩,許多人都喜歡這個人物。
  到了大年初一村裡聯歡會時,杜濱才突然上臺,拿起話筒。“音樂響起,我第一反應是,我沒聽過這首歌。”22歲的製片主任劉曉晨說,雖然他看到節目單上寫著《父親》這首歌名,但他想到的是另外一首主旋律歌曲,所以團隊一點準備也沒有。
  “總是向你索取 卻不曾說謝謝你
  直到長大以後才懂得你不容易
  每次離開總是裝作輕鬆的樣子
  微笑著說回去吧 轉身淚濕眼底
  爸爸 謝謝你”
  杜濱才在臺上唱,村裡人在臺下哭,大姨大嬸們拉著袖子抹眼淚,杜濱才的父親也想哭,但又強忍著,臉上的肌肉都在顫抖。
  “這太真實了!”焦波立即指揮他的攝像師們分別跟拍父子倆。焦波一直告訴他的團隊,技術和技巧都是次要的,有了真情實感,鏡頭晃一點不要緊。
  這場聯歡會另一個收穫是,接下來杜深忠終於抱著琵琶上臺了,妻子在他的伴奏下演唱了一首《沂蒙山小調》,這似乎解開了全劇中兩人一直“打仗”的包袱。
  一曲終了,另外三個人都下臺了,杜深忠還坐在馬扎上轉軸撥弦,捨不得走。
  “我瞭解他,他太想有個舞臺了。他非常珍惜我們拍他的這一年,他終於有一個表現的機會。看到這裡,我心裡說,結尾有了,這是最好的結尾。”焦波說。
  拿到龍標
  開拍之前,焦波鼓勵他團隊里的這些孩子,說“咱爭取拿龍標”,劉曉晨撇嘴:“就咱這些人,還拿龍標?”龍標即出現在電影片頭的綠底龍頭標誌,因其上面寫有“公映許可證”以及電審字號,一直被視為是電影的“準生證”。
  最後,《鄉村裡的中國》不但獲了一大堆獎,還通過了審批,拿到了龍標。
  他們自己也詫異,片子里村民有不少驚人之語,竟然一字未刪。
  比如,房東張光愛挨打調解未成後,怨罵:“早晚等著出了人命才是理,不出人命的時候沒有理,我是看透了法律。”
  杜深忠說到賣化肥的:“這些東西咱知道真假嗎?每次下來後,都說我是哪個科學院的,我是哪裡的教授,實際上都是推銷化肥的。”
  還有,包村幹部魏自軍主持修村裡的小廣場時,撐著把小花傘,笑眯眯地站在旁邊看的“黑”鏡頭。
  有人說,這是否說明瞭審查機關的胸懷比以前寬了。焦波說,幹了30多年記者,他知道政府希望要什麼。“一個有良心的紀錄片導演,不能為了迎合審批昧著良心,要反映老百姓生活的真實,但要知道邊緣在哪裡,不要邁過。否則,片子連和大家見面的機會都沒有,何必呢?”這,可能是大巧不工的焦波唯一的技巧。  (原標題:鄉村裡的中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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