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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■汽車借款 劇璽博（右二）和北川（右一）在杜深忠家拍攝■ 封鏡後，主創人員與送行的村民在“村兒電影社”所在的農家小院前合影■ 熱心村民客串攝影助理，用鐵杴擋光本報記者 薑燕
　　一個出身山東農村的著名攝影師，一支平均年齡只有21歲的“零經驗”團隊，一次37找房子3天的駐村拍攝，一部還未上映便已聲名鵲起的紀錄片——《鄉村裡的中國》。
　　影片獲第15屆中國電影華表獎紀錄片大獎等八個大獎，看過的人說它：“這是一汽車貸款部為農民說真話的電影。”
　　紀錄片里，鏡頭裡展現的山村美景，勾起人們對世外西服桃源般生活的憧憬和嚮往；而農民擲地有聲的話語，顛覆著人們對農村和農民的想象；他們對夢想的追求和展現自我的欲望，又讓人們看到希望。
　　照片提供 《鄉威剛隨身碟村裡的中國》攝製組
　　命題作文
　　2012年春節，著名紀錄片導演、攝影家焦波接下國家電影局一個“命題作文”，要求是找一個村莊，住上一年，拍一部反映農村生活的紀錄片，不能拍成主旋律的宣傳片，但也不能拍得很消極，要有種精神、信念和堅持。
　　經過一個多月的考察，焦波選定了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中莊鎮杓峪村，翻過一座山就是他自己的家鄉。
　　“第一次去杓峪村，還沒確定下來，第二次再去時，在村裡碰上了杜濱才和杜海龍，這兩個大學生一個會跳街舞，一個說村裡每年春節還辦聯歡會，這引起了我的興趣。”焦波隨即跟著杜海龍回家，見到了後來成為影片主人公的杜深忠以及他的妻子張兆珍。
　　杜深忠那年58歲，高中畢業，當過兵，喜愛寫作、書法，拉著二胡想著琵琶，是農村裡少有的對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。焦波每每談起，都很慶幸遇到杜：“我們這個片子如果沒有杜這個人，層次要差很多。”
　　張是個沒上過學的農村婦女，曾經看中丈夫有文化，可沒想到丈夫一輩子沒能出人頭地，乾農活不頂勁，還整天花錢買書買本。家裡的蘋果也管得比別人少，“沂源紅”蘋果是當地農民創收的主要來源。
　　她用一口山東土話說：“焦老師，俺倆口子打了一輩子仗，你要是拍俺倆，就是一個戰爭片。”一句話，把焦波給逗樂了，這兩口子，有戲。
　　2012年2月4日，農曆正月十三，攝製組租下村裡一個小院，住進了村子，在院門上掛了一個牌子“村兒電影社”。
　　城市農民
　　村裡人帶著奇怪的目光看他們，搞不清楚他們是來乾啥的，有人以為他們是部隊派來拍電影的，有人以為是來搞調查的，還來反映過情況。
　　咋讓村民信任他們呢？焦波說：“我骨子裡還是一個農民，雖然我用上了微信，但老婆說我是個‘城市農民’，保存了許多農民的生活習慣。”
　　杜深忠對記者說：“焦老師那個人，俺上山他也上山，俺躺地上他也躺地上，俺吃啥他端起來就吃，從來不挑剔。俺都不敢相信，焦老師這個大攝影家，還能跟俺這樣？”
　　拉近杜和焦的距離的，是有一次杜家一位本家老人去世，焦波也去拍攝。杜指著一座墳說，這就是俺爹俺娘的墳。“我說，噢，老人在這裡，太不恭敬了。”焦波說，“然後我跪下，給老人磕了幾個頭。” 從那以後，杜深忠對焦波更信任、也更親切了。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說：“紀錄片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。”這一對關係必須是平等的，相互信任和尊重的，才能形成創作上的良性互動。
　　春天的時候，杜看見村裡有人“殺”樹（當地人管砍樹叫“殺”樹），他罵“都弄到城裡搞綠化去了，這叫剜大腿上的肉貼到臉上”，結果被妻子一通搶白，說他多管閑事。杜被嗆之後，活也不幹了，和焦波坐下來閑聊，你聊你的過去，我聊我的過去。杜吐露心聲：“焦老師，我告訴你，我20歲時候的夢想，到60歲也沒破滅過。”
　　“那句話讓我頓時覺得，這正是我要找的呀，這多難得！”焦波說，那時候已經拍了一個多月，還沒摸著邊，不知道到底要拍什麼，“一個春天都在探索和尋找”。
　　沂蒙漢子
　　線索暫定未定時，三台攝像機分別蹲守在四個家庭里：杜深忠家、村支書張自恩家、房東張光愛家和杜濱才的父親杜洪發家。張自恩說：“我走到哪，他跟到哪，我一站起來，他就跟上來，有時候都覺得煩。”在他家蹲點的是身兼導演、攝像和剪輯三職的劇璽博，四川傳媒學院大四學生，當時25歲。
　　張自恩是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代表，他38歲當村支書，當時已經幹了10年。在片子里，縣裡派來的包村幹部魏自軍給村裡修小廣場，“殺”了村民的樹，村民不找包村幹部，只找張自恩“打仗”，張自恩也只好跟他打，護著包村幹部。為了給村裡找點旅游項目，他搭上自家的雞蛋，到開發商家裡去。村裡有人想把他搞下來，他們來當，還有人查他的賬，一年來把他折騰得不輕，他也罵“到時候我一個一個辦他”。
　　焦波理解張自恩，“按張自恩的說法，他對付的是幫刁民，只能該打就打、該罵就罵，他不可能按書本上的方法去做，讓寫理論的人去乾這個活，他乾不了。”
　　張自恩有他的苦悶。有一晚，焦波接到張自恩的電話，“他問我在哪，我一聽口氣不對，就問他在哪，他說老婆不在家，喝了點酒，在山上呢，你能不能來一趟。” 焦波立馬帶著機器過去了。見到焦波，張自恩哭了，說：“焦老師，我太煩心了，你看弄點事，群眾不滿意，家裡老婆孩子對我不滿意，領導不滿意，今天又批評我了，我心裡難受。”
　　就這麼一個沂蒙漢子，他受不了了，但第二天，該怎麼樣又怎麼樣，又恢復他那樣子了——焦波說，這就是咱基層幹部最真實的狀態。
　　人肉換豬肉
　　片子里有三個淚點。小範圍放映時，觀眾都是些對煽情的淚點很有抵抗力的人，看到最後都哭了。三個淚點其中之一是杜深忠的女兒小梅出嫁時，杜給女兒2萬元錢。
　　小梅讀初一那年，因為70元錢學雜費沒有及時交上，再也不肯去上學，出門打工掙錢供弟弟讀書。杜深忠夫婦一直覺得虧欠這個懂事的女兒。女兒最終找到好的歸宿，結婚前夕，杜東拼西湊給她2萬元，父女倆一番對話，令人唏噓。
　　小梅是外出打工者中幸運的代表，不幸的代表是村民張自軍，他在貴州打工時出事，沒能搶救過來，骨灰被運回村裡落葬，幼子披麻戴孝，天真地問：
　　“那是俺爸爸的家嗎？
　　有人答：“對了，這是你爸爸的家。”
　　“門口怎麼這麼小。”
　　“不小，這裡頭很寬敞。”
　　屋裡，杜深忠帶著怒氣嘆息：
　　“咱這些老百姓，咱這些山裡孩子出去打工，真是一個要命的事，實際上農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，都是逼著出去的，出去是一把辛酸淚，打工的情況我知道——簡直就是拿著人肉換豬肉吃。” （下轉A15版）（上接A14版）
　　早些年，杜深忠為了給兒女交學費，每到快開學時，就到萊州打一兩個月工，給人剝玉米殼，乾的都是當地人不願意乾的活，掙幾百元錢就回家來。“拼命，我5年就掉13顆牙。”所以，他盼著兒子走出農村，就像他自己當年也渴望走出去一樣，他對兒子說：
　　“咱這二畝貧瘠土地不養人，所以說我多麼盼望你走出去，學習期間一定好好努力。”
　　“我失敗了一輩子，你別看我一輩子不成功，不成功的教訓比成功的經驗還說明問題。”
　　愛恨交織
　　春天裡聊天那次，杜深忠聊到興濃時說：“我有句心裡話給你說下，但你把機器關掉，錄音筆關掉，這話上不了臺面。”焦波說“行”，就給關了。
　　“杜深忠說，這個說對土地有感情，那個說對土地有感情，我對土地一點感情也沒有。就是沒辦法，無奈。如果有什麼，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計出去上學？”
　　焦波又一次震驚。
　　“我說，兄弟，你這話太深刻啊。你這話不丟人，我希望你這話在適合的時候說出來，我錄在片子里，我從來沒聽人說過，將來說出來會很震撼。”
　　更讓焦波感慨的是，杜在過年時有感而發，順勢表達出來，一氣呵成。每次電影放到這裡，都是全場鼓掌。中國紀錄片之父司徒兆敦說：“哪個編劇能編出來，哪個演員能演下來？那個長鏡頭，看了幾次都鼓掌。”
　　“以往都說海軍愛海洋，學生愛課堂，農民愛土地。看到這裡，很多教授說，這句話顛覆了傳統教育中的說法，顛覆得讓人心服口服。”焦波說。
　　“現在土地能給予他們什麼，現實他們能得到多少，守著土地得不到什麼，又使人傷心。”影片中杜深忠對土地的情感發人深思。焦波解讀，他對土地是一種既愛又恨的感覺，因為太愛，所以當達不到期望時，他才恨。但當人們傷害土地，把樹“殺”掉往城裡運，破壞山林時，他憤慨地說“完了，子孫後代就完了”。
　　“當有人傷害它時，他是堅決不讓的，那份感情有多深？其實他內心非常愛這片土地，比那些喊口號的人都愛，這種感情太複雜了，為什麼就不能在藝術作品里讓人說一句‘我不喜歡’？”焦波由衷感嘆。
　　最佳編劇
　　有人看了片子，大惑不解地問：“焦老師，你咋能導得這麼好？”
　　焦波說：“我從來沒導演過任何一個場景，沒寫過一個字的策劃，沒編過一句臺詞，這些都是真實生活的自然流露。”
　　沒有比生活本身更好的編劇了。
　　劇中人杜濱才來自單親家庭，這是他初遇焦老師時就說了的。他兩歲時，母親因受不了父親的精神病，選擇離婚，杜濱才由父親一手帶大，長大後卻總對家庭和父親不滿。從學校回家，沒說兩句話就對父親發火。父親杜洪發是個內秀的人，多年來照顧兒子，神情上多了母性的安詳細膩，許多人都喜歡這個人物。
　　到了大年初一村裡聯歡會時，杜濱才突然上臺，拿起話筒。“音樂響起，我第一反應是，我沒聽過這首歌。”22歲的製片主任劉曉晨說，雖然他看到節目單上寫著《父親》這首歌名，但他想到的是另外一首主旋律歌曲，所以團隊一點準備也沒有。
　　“總是向你索取 卻不曾說謝謝你
　　直到長大以後才懂得你不容易
　　每次離開總是裝作輕鬆的樣子
　　微笑著說回去吧 轉身淚濕眼底
　　爸爸 謝謝你”
　　杜濱才在臺上唱，村裡人在臺下哭，大姨大嬸們拉著袖子抹眼淚，杜濱才的父親也想哭，但又強忍著，臉上的肌肉都在顫抖。
　　“這太真實了！”焦波立即指揮他的攝像師們分別跟拍父子倆。焦波一直告訴他的團隊，技術和技巧都是次要的，有了真情實感，鏡頭晃一點不要緊。
　　這場聯歡會另一個收穫是，接下來杜深忠終於抱著琵琶上臺了，妻子在他的伴奏下演唱了一首《沂蒙山小調》，這似乎解開了全劇中兩人一直“打仗”的包袱。
　　一曲終了，另外三個人都下臺了，杜深忠還坐在馬扎上轉軸撥弦，捨不得走。
　　“我瞭解他，他太想有個舞臺了。他非常珍惜我們拍他的這一年，他終於有一個表現的機會。看到這裡，我心裡說，結尾有了，這是最好的結尾。”焦波說。
　　拿到龍標
　　開拍之前，焦波鼓勵他團隊里的這些孩子，說“咱爭取拿龍標”，劉曉晨撇嘴：“就咱這些人，還拿龍標？”龍標即出現在電影片頭的綠底龍頭標誌，因其上面寫有“公映許可證”以及電審字號，一直被視為是電影的“準生證”。
　　最後，《鄉村裡的中國》不但獲了一大堆獎，還通過了審批，拿到了龍標。
　　他們自己也詫異，片子里村民有不少驚人之語，竟然一字未刪。
　　比如，房東張光愛挨打調解未成後，怨罵：“早晚等著出了人命才是理，不出人命的時候沒有理，我是看透了法律。”
　　杜深忠說到賣化肥的：“這些東西咱知道真假嗎？每次下來後，都說我是哪個科學院的，我是哪裡的教授，實際上都是推銷化肥的。”
　　還有，包村幹部魏自軍主持修村裡的小廣場時，撐著把小花傘，笑眯眯地站在旁邊看的“黑”鏡頭。
　　有人說，這是否說明瞭審查機關的胸懷比以前寬了。焦波說，幹了30多年記者，他知道政府希望要什麼。“一個有良心的紀錄片導演，不能為了迎合審批昧著良心，要反映老百姓生活的真實，但要知道邊緣在哪裡，不要邁過。否則，片子連和大家見面的機會都沒有，何必呢？”這，可能是大巧不工的焦波唯一的技巧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鄉村裡的中國）